1995年4月30日晚上7点多，家住江苏徐州市的下岗工人赵德义在家门口附近的解放桥头已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自从和妻子张维维从货运公司双双停职以后，两人艰难地东拼西凑凑了点钱，买了一辆红色夏利轿车跑起了出租。勤勤恳恳地挣钱，小日子越来越红火起来。由于近年来抢劫出租车犯罪愈来愈严重，公安机关加强了对出租车司机的教育，所以赵德义多少也有点自我防范意现，只不过他认为晚上出车不安全，而白天没事，所以他只让妻子下午出车，其他时间由自己干，傍晚5时，商定与妻子在解放桥头交替，每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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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今天晚上早过了接交时间了，可还不见妻子的踪影。于是，等得心焦的赵德义给妻子打了一个传呼：“抓紧回，家里急。”
赵德义在街上盲目的转悠，希望能在南来北往的出租车中发现妻子踪影。然而，直转悠了一夜，仍旧渺无讯息，他彻底失望了，不得不在凌晨5时许，向110报警。这是1995年5月1日清晨。
东方露出鱼肚皮色，天亮了起来。就在这一天6时许，铜山县公安局茅村派出所长陈建接到县交警三中队长张保银报案，据群众反映给他说：在茅村梁山村北侧发现一具满身是血的女尸。
10分钟后，茅村派出所第二次接到报案，在该乡梅庄村东侧发现一辆被遗弃的红色夏利出租车，车上有血迹。
警灯闪烁，警笛呼啸。徐州市公安局、铜山县公安局侦技人员迅速驱车赶到案发地。
勘查工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女尸位于梁山村北侧1200米处一个土沟内。呈仰卧状。尸检发现胸部及颈部等多处有刀伤，心肺被刺破，系大失血死亡。死者脚上有棕色皮鞋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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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利车被遗弃在位于梅庄村东侧500米处的一条田间小路上。北侧25米处即是307公路附线。车还插在锁孔内，变速杆处于2档位置，驾驶座靠背等处有抹擦状血迹，车棚、车门、车窗等处有喷溅性血迹。车内有棕色皮鞋1只，与女尸脚上的那只鞋相吻合。
尽管现场相隔20多里地，但是根据车上遗留的身份证、驾驶证，确认受害人是张维维，正是赵德义于凌晨5时报警中的失踪人员。
据尸检和调查中发现，受害人死亡时间是4月30日晚7时许。案件性质定为劫车杀人。
只是有一点使侦查员费解，即是抢劫夏利车，为何在车况完好的情况下，又弃车呢？这一点直到破案后，侦查员们才搞明白。
专案组推理：通常劫车杀人的犯罪分子，如果是外地人，会越快越远地驾车逃离现场。而本案抛尸抛车都在一个乡境内，说明罪犯没有走远。
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反映：抛尸是在晚上7时许，抛车是在凌晨4时许，在长达9个小时的时间里，案犯始终在本地转悠，而且很熟悉地理状况。据此分析，案犯可能是本地人。居住地或落脚地不出茅村乡留武、大庄等5个行政村。于是在这5个村内展开排查。
人在思考推理的过程中并不能永远正确，一点疏忽，使专案组走上了许多弯路。按照专案组对罪犯的刻画，两名嫌疑犯在18岁至40岁之间，懂驾驶技术，有前科或劣迹。但是，一网撒下去，却没有网住。接着，再撒网，仍然一无所获。
这一带的村落像被蓖头一样地筛了一遍又一遍，然而筛出来的嫌疑人一个又一个地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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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过去了，侦破工作没有一点进展。后来，县局、市局又组织了几次侦破攻势，都没有攻下来。“4·30”案件搁浅成为悬案。
1996年严打斗争开始，“4·30”案件被市局列为挂牌督办大案。
1996年3月中旬，在侦查茅村乡大庄村一起杀害幼童案件时，侦查人员发现了有关去年“4·30”案件的蛛丝马迹。同时，狱政攻势也在严打期间充分发挥作用，从县局看守所也转来了“4·30”案件的重要线索。
“4·30”案件在蒙上了近一年的迷雾后，终于透出一线亮光。于是，通过充分研究分析，县公安局庄爱民局长经过周密的策划，制定出“猎”狼计划。
大庄村的确就是一个嫌疑犯的居住地。这村有个叫王应良的人，在去年5月初，王应良在其姐姐请求下，将外甥王军送到福建打工，时间正是“4·30”案发后。王军有重大作案嫌疑。
鉴于案情复杂，嫌疑人行踪不定，为不打草惊蛇，庄爱民局长和负责刑侦工作的丁为民副局长决定“4·30”案件的侦查要秘密经营，巧妙追捕。
一天深夜，由茅村派出所和县刑大干警组成的专案组秘密传唤王应良。为了不走露风声，当夜将王应良和与其一起的一个男青年一并带回。
经审查，王应良很快交代：其姐知道儿子王军劫车杀人后，央求王应良将王军送出去“避风”，王遂照办，将王军送到福建泉州后即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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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名男青年只是例行公事审查，使专案组干警惊奇的是，该青年竟是本案的又一个突破口！
据其反映，一个叫“小龙”的人和王军有结伙作案的条件。
至此，“鱼儿”全部浮上水面。
专案组兵分两路：一路赴福建抓捕王军；一路围绕“小龙”展开侦查。
排查结果，这一带共有三个叫“小龙”的人。其中第三个“小龙”是留武村的范玉龙。侦查员在调查中发现，范与王军是同学，经常往来，案发后，两人即停止接触；范还会开拖拉机，因此有可能会开汽车。
范玉龙的疑点骤然上升。
1996年的4月10日深夜，副所长姚焕文带领民警周文坡、张长义，在摸清了范玉龙确实在家的情况下，到了范家。但是，作案以来一直十分警觉的范玉龙已有所察觉而跳楼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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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突变的情况下，干警当机立断公开进入范家，以处理范玉龙前期殴打他人，毁人财物，通知范的父亲第二天带范本人到派出所接受处理。口头通知后，干警们回所。
第二天上午8时许，范的父亲一人在派出所门口徘徊10多分钟不进所。看到这种情况，姚焕文副所长立即写好对范玉龙打人毁物的“处理意见”，然后派联防队员将范的父亲请进办公室，在郑重其事的宣读完处理意见后，即要求当事人签名捺印。
范的父亲要求代签，姚副所长当即说，这样不行，“处理意见”必须由肇事者本人过目，无异议后，亲自签名捺印才行。
经过这一系列的巧妙周旋，完全打消了范的父亲的怀疑后，他才十分谨慎的走出派出所，将事先藏在附近的范小龙叫出，进派出所，签名捺印。
至此秘密传唤范玉龙成功。
经审查，范玉龙交代：劫车杀人确系自己与王军所为，但自己不敢动手，只是帮助王军杀害了张维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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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玉龙的交代，只是一面之词，只有捕获逃犯王军，案情才能真相大白。因此，王军成为最后全面揭开“4·30”案件之谜的关键。
探长丁长友和刑大二中队长焦书忠经过长途跋涉，连夜乘车赶到福建泉州站。下车后正下着大雨，他们连晚饭也没顾上吃，就赶往泉州市，在当地警方的密切配合下，摸清了王军打工地点，前往围捕，但狡猾的王军已在工地盗窃作案后再次潜逃，下落不明。丁长友和焦书忠不顾劳累连夜又赶回徐州。
王军到底在哪里？
专案组在秘传王母及其亲属后，根据掌握的新情况，探长丁长友和刑大侦察员谭国荣领命赶赴王军潜址四川。
4月26日夜，在四川省岳池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王军躺在一个刚结识不久的朋友家中，辗转反侧。“4·30”案发后，王军害怕极了，三天之后，他便离开茅村，走上逃犯的生涯。这一年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惶惶不安终日。一有风吹草动，便转移住处。
正当王军在那个小山村里庆幸自己命大的时候，丁长友和谭国荣在当地公安人员的配合下，破门而入，终于行程万里将王军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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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的交待与范玉龙大相经庭，后经重审范玉龙，“4·30”一案真相大白：
1995年4月下旬，范玉龙从家中偷了3000元钱，约王军到徐州市市里去玩。几天下来，偷出的钱挥霍殆尽。于是范玉龙与王军密谋劫持出租车，并商定以女性为袭击目标。
4月29日，他们在商场买了一把猎刀，约定由王军动手。之后，在街上租成一辆由女司机驾驶的面的，但因心理紧张，二人始终未敢下手。
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下午，二人瞄上了张维维的红色夏利车。车开到茅村留武村外，范玉龙用胳膊从后面绕住张维维的脖子，并要拿刀的王军动手，但王军不敢，范遂抢过刀来将张维维捅死抛尸。又由范玉龙驾车，二人在当地转了9个小时，寻求售车未成，无奈，又将车开到梅庄附近抛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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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侦查员们才弄明白当初感到疑惑的问题，为什么劫了车不要又弃之，原来二犯没有犯罪经验，找不到销赃的路子。
他们交代了作案的动机，是为了钱。金钱驱使他们发狂。
著名作家老舍曾指出：“人若是兽，钱就是兽的胆子。”这起案件，不正说明这个道理吗？
1996年7月，范玉龙和王军双双被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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